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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，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历“托儿所”时代。携程创始人梁建章2017年的一篇文章《中国为什么缺少托儿所》中提及这段历史：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，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，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。但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，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，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。加之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数量锐减，降低了托儿需求，“托儿所”基本从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。

美国、英国和欧洲普遍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，促使政策制定者采取刺激措施，提振了市场情绪。澳大利亚宣布了价值24亿澳元的医疗方案。日本政府计划在第二批措施中花费超过40亿美元，应对疫情。同时美国也考虑采取刺激措施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国会山会见了共和党参议员，讨论了提振经济的提案。美国经济受到了冠状病毒爆发的影响。特朗普指出有两种方法可以缓解冠状病毒经济，一种是在年底前免除工资税，另一种是上永久减税。

特朗普的政治本能和对媒体的操纵——尤其是通过推特——是他2016年获胜的关键因素。他已经给民主党对手起了绰号——“疯狂的”伯尼·桑德斯、“睡不醒的”乔·拜登。竞选团队官员明确表示，他们无意试图让“老板”安静下来。但他的不可预测性是否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？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主任拉里·萨巴托认为是这样的：“这将不是一场特朗普与民主党人之间的较量，而是特朗普的经济与特朗普的个性之间的较量。”

捐赠人付出了善心，自然希望每一分善款都用到“刀刃”上，希望受助人得到更有效的救助。因此，一些爱心人士非常重视善款的去向和求助人的一言一行，这本来无可厚非。但这种“监督”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即拿人善款的求助者似乎低人一等，应该站在聚光灯下接受爱心人士的质疑和挑刺，必须按照爱心人士的意见进行救治，甚至必须保持一种感恩戴德、战战兢兢的卑微姿态，稍有不合理的言行，便要招致指责。

一位风电开发商人士向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表示，尽管是2018年才开始执行新的调低后的标杆上网电价，但很多整机商为能够在平价上网竞争中抢得先机，已经提前开始主动降价，特别是2017年下半年降价的情况非常明显。“企业对市场的变化是格外敏感的。”

“在市场价格波动的情况下，代持期限较长的交易容易导致约定价格与债券价格偏离过多，尤其在资金面偏紧的情况下，容易触发委托代持方的违约风险。”该监管人士坦言。据记者获悉，根据监管层前期摸底的情况，14天以上的代持占比均超过85%。与此同时，部分代持协议属于口头上的“君子协议”，并没有进入交易台账，导致交易对手方难以进行有效约束。